1984年10月15日，旅居美国的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旧金山附近的大理市自家住宅车库内遭遇不明身份人士的枪击身亡。此事迅速引起中美两国民众的广泛关注，许多人猜测，刘宜良的死因可能是一次政治谋杀。

约一个月后，台湾黑帮竹联帮的大哥陈启礼被捕。台湾军情局局长汪希苓得知这一消息时，顿时如遭晴天霹雳，他对台北警方的“扫黑行动”毫无耳闻，完全不知道此事的发生。原来，这一切竟是台湾安全局和情报局密谋已久，连汪希苓自己也未曾知晓。

汪希苓和情报局副处长陈虎门都陷入了惊慌。几天前，他们还在认为自己掌握了局势，准备借此升职，却没料到事态突然逆转。就在此时，陈启礼也感到了深深的恐慌，他自己也在说：“这次肯定会有大事发生。”

展开剩余83%

这一事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情报局的范围，它的发生很可能会动摇台湾政局，甚至彻底终结蒋家王朝那种如梦似幻的世袭政治格局。可台湾当局为何会谋害像刘宜良这样的一位文人呢？

当时，52岁的刘宜良原籍江苏靖江，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至台湾。他曾在台湾“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学习，班主任便是蒋经国。那时，年轻的刘宜良对蒋经国充满崇拜，经常听蒋经国的讲座，把他视为自己的精神偶像。然而，随着对蒋经国的深入了解，刘宜良意识到蒋经国的政治面具，开始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决心揭露真相。

刚到台湾后，刘宜良便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美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国民党内部的压抑和不信任生活感到厌倦。他故意触犯军纪，被开除出校后转入台湾师范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963年，他成为《台湾日报》记者，1967年移居美国，并在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完成硕士课程，随即定居美国，为生计开办了一家礼品店。

刘宜良是一位极具正义感的人，且文笔犀利，精通中英文写作，常常为华人报刊和杂志写稿。他的著作《蒋经国传》、《吴国桢—八十忆旧》和《王升浮沉录》在美国华人圈和港澳地区引起了巨大轰动，尤其是《蒋经国传》，通过细致的调查和资料收集，揭示了蒋家政权的内幕，直指蒋经国和蒋介石的两面派行为。

刘宜良对台湾的历史政治非常熟悉，且敢于公开揭露。他曾多次前往美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调查资料，甚至亲自访问蒋氏父子的故乡浙江奉化。他的著作揭露了蒋经国的双重性格、蒋介石父子对异见的打压以及他们制造的政治阴谋。

尤其是《蒋经国传》一书，其中详细记载了蒋经国在莫斯科的留学经历，以及他当年如何公开谴责父亲蒋介石的叛变行为，揭示了蒋经国早年的共产主义立场和后来的背离。这一部分内容，使得台湾当局无法忍受，甚至不惜多次出面阻止书籍的连载，向刘宜良施压。

1983年7月，台湾“新闻局局长”宋楚瑜亲自前往洛杉矶，软硬兼施企图阻止刘宜良的著作连载，但未能奏效。1984年，《蒋经国传》增订版出版前，台湾方面以高价尝试购买该书版权，刘宜良依然拒绝了。台湾当局对刘宜良的敌视越来越明显，甚至公开施加压力，阻止他继续揭露蒋氏家族的黑暗。

与此同时，刘宜良的生前好友程思远曾警告他要小心，台湾当局对他的敌意越来越强。刘宜良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身在美国，不会受到威胁。没想到，他的麻痹大意最终付出了代价。

陈虎门向汪希苓报告时，汪希苓心乱如麻，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采取极端手段解决刘宜良这一隐患。于是，陈虎门提议利用竹联帮的帮主陈启礼，因竹联帮在台湾已势力日盛，并且陈启礼本身也有着浓重的“爱国情怀”，他们认为他会为此事效力。

陈启礼接受了任务，前往美国实施暗杀，10月15日，刘宜良被击毙。几天后，陈启礼回到台湾，受到了情报局的接待。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如他们所料顺利，事情开始走向失控。

台湾警方在11月12日突然展开了“扫黑”行动，陈启礼和多名竹联帮成员被捕，案件也开始浮出水面。最终，陈启礼承认了自己参与了刘宜良的暗杀，但背后的主谋却是台湾情报系统的高层。蒋经国不得不对外宣称，这是情报局个别人员的行为，并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的政治生命，也因刘宜良之死而彻底破灭。最终，台湾当局为掩盖真相，只能宣布解除戒严，进入政治转型的时期，蒋家政权的辉煌也随之终结。

而陈启礼、张安乐等人，尽管最后得以生还，但他们也因这场政治风暴付出了惨痛代价。张安乐几经波折后，回到了大陆，最终为“一国两制”发声。

发布于：天津市